面临三种“外部压力”

 满洲事变发生于1931年(昭和6年)。那场大战由日中战争逐渐发展成为太平洋战争,而究其根源,就是日本陆军向国际秩序挑战,企图占领满洲的满洲事变。

 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的胜利使日本得到机会在满洲(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日本获得了之前由俄国租借的辽东半岛的关东州,以及长春与旅顺之间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的权益后,为进行警戒而派遣了军队。陆军在派驻部队之初就有一个愿望,即希望扩大权益,可能的话,则希望经营整个满洲。

 现在我们暂且将历史的时钟倒回到明治时期。在1906年(明治39年)召开的“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上,时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提出:“可否将在满洲的主权委交一人之手,并新设一个统管一切事务的官署(官厅)”。主持会议的元老伊藤博文对此予以回击,他告戒说:“满洲绝非我国领土,纯粹是清国的领土”。

 然而,儿玉的发言却意义重大。陆军统治满洲的欲望不断膨胀,而且代代相传,进入昭和年代(译者注:1926年起)后终于付诸实行。

 那么,陆军为什么想要得到满洲这块土地呢?

 昭和史研究专家高桥正卫在《昭和时期的军阀》(讲谈社学术文库)中这样写道:“作为日本陆军发展基础的日俄战争是在满洲的土地上,通过日军官兵浴血奋战而获胜的。出于这一事实……军人中存在着满洲与日本的一体感(日后的日满一体论)”。

 这种对满洲的认识取向,在政策上被称为“满蒙(满洲和内蒙古)问题”,并逐渐成为“始终不会改变的、陆军传统的最高基本政策”。

 我们还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的1915年,日本为了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强硬地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视此为“国辱”,一时间,民族主义高涨,恢复主权和排日运动蓬勃发展。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以统一全国为目标,开始“北伐”,其威势对满蒙地区构成了威胁。

 同时,对俄国革命的成功也不能忽视。陆军痛感为了国家的总体战,需要获得满洲的铁、煤炭等资源,为了与“假想敌”苏联的战争,也急需确保满洲。当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对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联盟”组织,东亚地区也加快了建立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的步伐。特别是在九国条约中,规定了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条款。

 综上所述,当时的“日本面临着来自外部的三种压力”(升味准之辅《昭和天皇及其时代》山川出版社)。第一种外部压力是英、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主宰的“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第二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三种则是苏联和共产主义。

 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已经将美国视为陆军和海军共同的最大假想敌。而美国则于1924年通过了排日移民法。

 再回过头来看日本国内,由于“昭和恐慌”,农村经济严重凋敝,佃耕纠纷和劳资纠纷频频发生。马克思主义盛行,国家改造运动也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满洲渐渐被视为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生命线”。

 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日本为了维护其在满蒙的权益,采取了支持北方军阀张作霖的政策。田中义一内阁为了阻止征讨军阀的北伐运动和保护日本侨民,曾两次出兵山东(1927年—1928年)。在第一次出兵之后,召开了以研究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现在来看一看此次会议的情况。

 与会者包括: 来自外务省的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来自陆军的次官畑英太郎和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局长阿部信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来自海军的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等人。主导此次会议的正是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他对会议做出了以下的总结。

 “诚如(提倡与英美协调路线的)币原(喜重郎)君(外相)所说的那样,满洲的主权属于支那,但是,它不仅仅为支那所有,日本也拥有参与的权利。……因为满洲是国防的最前线,所以日本要进行保卫”。在这次会议上,森恪向国际联盟及非战条约、九国条约发起了挑战。

 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也响应“东方会议”的精神,发表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

 <建立统治满洲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热河地区的亲日政权,可以任命军阀头子张作霖为其首脑。如果他拒绝的话,不惜使用武力也要确立日本对满蒙的独占性支配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爆炸张作霖事件(1928年6月4日)。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以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曾给他在陆军大阪幼年学校时期的学弟矶谷廉介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切勿失此良机,务必动手”。这一事件便成了满洲事变的先行示范。

 张作霖死后,其长子张学良声明加入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排日政策。而由侨居日本人组成的满洲青年同盟对张学良的这一挑战反应强烈,提出了“满蒙独立论”。侨居日本人的举动成了促使日本后来在各种局面下采取武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东方会议的副产品,有一个被称为“田中奏折”的文件。当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登载后,掀起了一波反日的浪潮。此文件被指为田中义一首相上奏天皇对满蒙实施积极政策的奏文,战后,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被作为证明日本侵略的证据而提出。然而,这是个纯属伪造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