觊觎满洲,退出“国联”

 满洲事变后,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开始走上在国际社会中孤立的道路。同时,日中关系由于“停战”而进入稳定状态,但是随着军部向华北地区的扩张,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在此期间,日本外交方面是否就无策可施呢?政府和军队的领导班子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程度的理解呢?

 在满洲事变发生仅仅半年后,溥仪任执政的“满洲国”成立了。“满洲国”由关东军驻守,日本人官吏掌握了行政实权。这个傀儡国家号称是“五族(汉、满、朝鲜、蒙古、日本)协和”的理想国家,然而世界各国对其整个过程是如何看待的呢?

 欧美各国当初对满洲事变没有太大的反应。伴随着“世界大萧条”,各国都在努力恢复本国经济,所以将注意力放在了英国停止金本位制上。英国当初的态度是,只要本国的权益不受侵犯,就不打算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进行积极的抑制。

 但是,上海事变(1932年1月)后,英国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因为当时英国对华投资的将近八成都集中在上海。

 上海事变实际上是日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的阴谋。他在战后作证时说,他接受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上海起事,以此来转移各国注意力”的嘱托,自己制造了袭击日本人僧侣的事件。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随后陆军也派出兵力,战斗规模不断扩大。

 对满洲事变反应最为激烈的是美国。在满洲几乎没有任何特权的美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积极的态度呢?据评论家清泽冽分析,美国是希望自己制定的非战条约,换句话说是“特殊的美国式和平理想”在“满洲这一特殊地区”发挥其效力(《现代日本文明史 外交史》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部)。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目睹1931年10月到11月这段时间里关东军轰炸锦州、占领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的省会)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行径,他断言“事实上日本政府现在是掌握在一条疯狗的手里,文官政府不可能镇住失控的陆军”。

 1932年1月,史汀生向日中两国通告了“不承认主义”(史汀生主义)。其内容为: 不承认任何违背“非战条约”(1928年)的状态、条约、协定。国际联盟理事会对此给予支持,并要求日本履行九国条约所规定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史汀生主义此后曾被重复表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另一方面,国际联盟的实地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撰写了一份报告书,不承认日军的行为是自卫行为,认定“满洲国”也不是通过纯粹自发的独立运动而建立的。此报告书于1932年10月1日送达日本政府。在此之前,为了造成既成事实,日本于9月15日下决心承认“满洲国”。

 此报告书并没有片面地对日本进行指责,也提出了在满洲建立一个广泛的自治政权的建议。也有人认为,如果犬养毅首相没有在同年的5·15事件中被暗杀,他的政策得以实行的话,“在报告书的基础上制定妥协方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冈崎久彦《重光、东乡及其时代》PHP文库)。

 然而,在斋藤实内阁中,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首先指责“报告书不过是一篇旅行日志”,随后各阁僚纷纷对此报告书进行了非议。

 6月,众议院全会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在8月的众院全体会议上,内田康哉外相针对政友会议员森恪的提问,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举国一致,即便国土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承认“满洲国”)上也不能退让一步”。这就是所谓的“焦土演说”。

 1933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做出的劝告决议。赞成的国家有44个,而反对的国家只有日本一个。另外,暹罗(泰国)投了弃权票。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退出国联,然后离席而去。

 出语极为荒唐的内山、上演了一幕退出国联的轻薄活剧的松冈、人云亦云随大溜承认“退出最终难以避免”的西园寺公望们,这些人都没有看准国际形势的潮流,缺乏作为政治家应有的信念和“洞察力”。

 那么,国际联盟以及各国为什么没有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呢?

 战后,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劳动局咨询委员会成员、日本问题专家海伦·米尔斯在其著作《新版 美国的镜子·日本》(角川学艺出版)中,对此做了大致如下的分析:

 <(大国)认为,从各自的权益出发,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日本进行适当的压制。另一方面,可把日本当做满洲的警察,当做中国和俄国的缓冲材料使用,如果中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可借助日本的力量,等等。然而,他们最终没能够阻止日本的行动>

 在国际联盟大会召开期间,关东军就开始了对毗连万里长城北侧的热河省的进攻,并越过长城一线,攻入关内(长城的内侧)。昭和天皇对热河作战持反对态度,曾向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等人询问“不能制止他们吗?”奈良表示反对,说:“制定国策是内阁的事,不容许内阁以外的任何人指手画脚”。当时,作战曾一度被中止,但不久关东军再次翻越长城,进一步深入地攻入了河北省内。

 山本七平在其著作中写道: 热河作战“是(昭和史上的)一个歧路,它成为日华事变的种子,最后发展成了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的昭和史》祥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