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卢沟桥事件”之机,扩大派进行阴谋活动

 1937年(昭和12年)7月7日,中国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暑热未消的夜空的寂静。正在军事演习的日本军队发射的空弹引来了数发实弹。部队集合之际,又是十数发。8日拂晓,又传来三声枪响。连队长牟田口廉也作出了向中国军队反击的指示。

 当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竟会导致日中两国的全面战争。然而,一个个的判断和行动复杂交错,使事态不断扩大。

 8日拂晓,在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司令部举行了幕僚会议。但据记载,这次会议只“停留在讨论如何处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并不是多么紧张的会议”(《战史丛书》)。

 那么,陆军中枢有何反应呢?

 7月8日清晨接到了第一次报告。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对作战课课长武藤章说:“如果现在对支那动手,会出大事,要按照不扩大事态现地解决的方针执行”,当天傍晚,他向当地部队作出了同样的指示。

 但是,武藤和陆军省军事科科长田中新一却一起着手准备将内地的三个师团派往当地,这两个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对事件的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科科长、属不扩大派一员的河边虎四郎的回忆广为人知。

 “军务科科长柴山兼四郎打来电话说:‘出麻烦啦’,可是武藤科长却说:‘愉快的事情发生啦’。一方面想设法平息事件,另一方面又觉得有意思,想火上浇油,当时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

 在提倡不扩大的石原身边,扩大派开始活动了。参谋总长是皇族的闲院宫载仁亲王,今井清次长重病在身。杉山元陆军大臣持积极论,向9日的内阁会议提出了派遣内地师团的提议,但意见很难统一。

 尽管如此,当地仍在继续努力争取和平解决,7月11日午后8时,在北京签署了现地停战协定。本来事件作为局部纠纷应该就此结束。但是,就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东京却把事态大大提升了一步。

 11日下午,近卫文麿内阁作出了派遣内地三个师团的决定,并发表了政府声明。声明说:“事件是支那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这一点毫无疑问。本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了重大决议,关于向北部支那派兵,政府一定要作出应有的必要处理”。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作出了派兵的决定呢?强硬派的一员、参谋本部支那科科长永津佐比重说:“只要载有军队的日本船只浮在塘沽的海面上,事件就会平静下来”。日本认为日方态度强硬,中国方面就会屈服。

 石原最后也同意派兵。那么,石原为什么没能压住武藤等人呢?

 石原本来认为应该优先准备对苏作战,但是,得到中国中央军正在北上的消息,作为作战部长,对薄弱的当地日军的危机,他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当河边对主张不扩大战事的石原积极进行动员准备表示“不解其真意”时,石原斥责说:“难道你认为我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你哥哥(支那驻屯步兵旅旅长河边正三)的部队全军覆灭吗?”

 武藤等骨干幕僚们的“下克上”风潮的确是因为石原在满洲事变时自己埋下了祸根。对于石原的暧昧态度,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在证言中说:“反对是反对,但没有用,只好作出服从的样子”。

 支那驻屯军7月中占领了北京和天津,8月以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挥的兵团进攻察哈尔省,将战火扩大到了华北,内蒙古。在上海日中两国军队也发生了冲突。

 陆军派出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但遭遇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于是又派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增援。10月底,中国军队撤退,但当地日军为了抢下攻占首都的头功,却越过军部中央设定的军事分界线,转入追击战。以松井为总指挥官的部队将南京包围,中方司令官唐生智脱逃,中国军队全军溃败,12月13日南京失守。

 在攻占南京的战斗和肃清混乱残兵的扫荡战过程中,杀害俘虏以及对黎民百姓进行掠夺与暴行的情况大量发生。关于被称为“南京屠杀”的这一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的说是二十万以上,有的说是十数万,众说纷纭。历史学家秦郁彦经过实际考证,推测为四万左右。

 军队在攻占南京中的暴行也传到了日本,大本营给松井拍发了要求整肃军纪的电报。有分析指出,所谓向敌人要粮食这种轻视军队补给的做法和为争抢战功而进行的强行军,以及因上海一战而形成的敌忾心理是造成掠夺和暴行的主要原因。

 秦郁彦在《南京事件》(中公新书)中指出:“军纪崩溃是全军规模的,所以师团长、军司令官一级都负有责任。尤其是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日中战争中,每当攻下一个主要城市,军部都强调“这是最后的机会”,而要求庞大的预算和兵员,不断使战争陷入泥沼之中。

 参谋本部认为如果把汉口、广东也占领下来,就能支配整个中国,然而,实际上却希望淼茫。虽然已经实际占领了北京、上海、南京、徐州、汉口、广州等主要城市,但是仍没有办法使战争结束。派遣到中国的兵力39年度已经扩大到85万人,1941年的军事预算竟然突破一百亿日元。

 中国的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后,经过武汉,最后迁都重庆,在此坚持抗战,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