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亚会议召开,远不能建立“共荣圈”

 战局的主导权已逐渐转移到美国手中,1943年(昭和18年)4月18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战死。在日本的劣势已经有目共睹的形势下,东条首相所采取的措施是将造反的萌芽从占领地区连根拔除。

 山本死去两天后的4月20日,东条起用重光葵担任新外相,将他作为对军部进行后方支援的战时外交的核心人物。

 围绕着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东乡茂德与东条发生了对立,早在1942年9月就辞去了外相职务。东条打算设置“大东亚省”,统一管理与南方占领地区以及满洲和中国等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东乡则强烈反对,认为“外政应交外务省统一管理”“不要伤害东亚诸国的自尊心,被人怀疑是‘殖民省’”。但他的反对没起到任何作用。

 重光就任外相职务之前担任驻华大使,对于参加了对美英战争的南京政府,他采取了修改不平等的日华基本条约,容忍一定的主权等所谓的“对支那新政策”。

 重光外相的主张重点是“民族自决”和“非殖民地化”,难免带有否定军政的因素。那么,为什么东条会看好重光呢?

 重光认为“坚持平等均衡的原则,即便事实上帝国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指导者,在表面上也不表现出来,这才是上策”。他是想通过对亚洲各国淡化日本的优越地位,在形式上给予各国对等的待遇,诱使各国对大东亚共荣圈和战争给予配合。在这一点上,东条与重光是一致的。

 1943年5月31日,“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通过。根据这个大纲,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承认了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承认了以钱德拉·鲍斯为首领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等。

 为了宣传这一新政策,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泰国的总理代理旺·外塔亚孔亲王、“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缅甸总理乌·巴莫、以及钱德拉·鲍斯都出席了会议。东条亲临接待各国首脑的第一线进行指挥。

 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该宣言的前言说:“美、英对大东亚进行了贪婪的侵略和剥削,最终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大东亚的稳定……。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号召各国对战争配合。宣言的正文提出了“基于道义的共存共荣”、“尊重自主独立”等五项原则。

 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已经接连“玉碎”,1943年9月内阁会议已决定开始让“学生上阵”。对这个夕阳西下的帝国主持召开的大东亚会议,各国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缅甸总理巴莫在发言中说:“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而不是梦中听到了亚洲的召唤”,流露了反英美的态度。菲律宾总统劳威尔则带牵制性地说:“建立共荣圈不是仅仅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泰国总理銮•披汶认为会给人留下“屈服于日本”的印象,因而拒绝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是总理代理。

 在1942年4月的翼赞选举中非推荐当选的斋藤隆夫对大东亚会议进行了批判,他说:“宣传什么自国的战争目的是正义的,他国的战争目的是非正义的,所以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自己,没有任何人会真的相信……”。

 关于大东亚宣言,英国的外交史研究家伊恩·尼什指出,“对大多数亚洲人而言,宣言是一篇非现实的宣传,所以只有空洞的回响。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会把他们当做对等的合作者来对待”(《两战之间的日本外交》密涅瓦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