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扣留60万日俘

 1945年(昭和20年)8月9日拂晓,苏联军队在从蒙古东南部国境到沿海省份、库页岛国境的整个战线同时全线出击,越过了国境。同日清晨,主力部队即已挺进到满洲(现在的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深部。

 面对一百五十万苏联军队,早已涣散的关东军到处节节败退,“满洲国”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日本已于8月10日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而且通告了同盟国,但是苏联军队仍没有停止攻击。参谋总长安托诺夫认为天皇的通告仅仅是声明,日军投降并没有正式实行,并于16日通告军队:“在远东的苏军必须依然保持攻击态势”。

 苏联军队直到日本9月2日签署投降书为止一直在继续进行攻击,日军阵亡人数达到了八万人。居住在满洲的普通侨民在苏军的猛烈攻击下四处奔逃,最后纷纷倒在了饥寒交迫的逃难旅途中。据说有二十多万人因此而丧命。诸如遗留孤儿问题等,现在仍未解决的很多悲剧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1945年8月23日,斯大林发出命令,将日军官兵五十万人作为俘虏押送到苏联强制劳动。在以苏联国家防卫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给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部长)贝利亚的这份“第九八九八号决定”中,斯大林就作为俘虏的官兵的条件、押送地点以及让其从事的劳动等作出了详细的指示。

 押送从9月初开始进行。在苏联占领下的满洲和朝鲜北部等地缴械投降的日军官兵,被重新编成建设大队后集体装进了货车。警察、公务员、报社的干部等非军事人员也被另外关押并拉走。

 根据亲身体验者的证言,苏联当局在押送时有不少都是暗示“送回日本”,然而实际上却把这些人送到了西伯利亚、中亚细亚、蒙古等苏联领属或苏联统治的地区,其中大部分人被关进了强制拘留所,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被扣留的日本人总数达五十七万五千人(其中在蒙古被扣留的有一万四千人),其中五万五千人(同二千人)死亡。在扣留者团体以及俄罗斯的部分研究人员中,也有死者人数达六万二千人乃至九万二千人的看法。

 大部分的死亡是由于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缺少食物,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医疗条件等所导致的。此外,在拘留所里,还要在苏联当局的监视下,接受被称为“民主化运动”的共产主义教育,友人之间的告密和批斗横行。

 西伯利亚扣留是斯大林授意的,命令的内容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理事长增田弘)2005年编写的《战后强制扣留史》(共八卷)对其政治背景作出了以下三点分析——①可见于斯大林在对日作战胜利演说中的“对日报复主义”;②冷战正在萌发的当时的国际形势;③弥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受的人员、物质损失。

 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的胜利演说中说,对日参战是为了“清洗”日俄战争失败的“污点”,直言不讳“对日本有老账要算”。另外,由于冷战的开始,不得不在没有西方援助的情况下重建国内经济,并且为此需要以“强制劳动”的方式补充因大战而失去的劳动力。就是说,所有原因都出于苏联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扣留史》同时指出,西伯利亚扣留不仅违反人道主义,而且在强行拉走非军事人员这一点上也违反当时的国际法惯例,战争结束后不是尽快让俘虏回国,而是强迫他们从事劳动,这违反了波茨坦宣言。

 波茨坦宣言第九项规定:“日本国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回各自的家庭,得到经营和平而具有创造性的生活之机会”。作为同盟国的一员,苏联当然应该受属于国际协定的波茨坦宣言约束。

 西伯利亚扣留被视为“日本民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苦难”(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它与对北方领土的占领,对日本人的掠夺和暴行共同构成了使战后日本的对苏观必定恶化的主要原因。

 苏联军队最终占领北方领土中的齿舞群岛是日本签署投降书后的9月5日。在苏军进攻的地区呈现出这样的情景,“无法无天的开枪、掠夺、强奸、强行劫持行驶中的汽车等不能容忍的暴行在全满洲频频发生”(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书简),“关东军收存的粮食、被服、药品自不待言,甚至在满洲的日币、朝币、公司债券、股票以及三千七百零五克拉的钻石、二千一百公斤的金块……还有全部工厂设备,都被拆除搬运到了苏联领土内”(若槻泰雄《西伯利亚俘虏收容所》同步出版会)。

 1991年4月,苏联签署了向日本交付死亡者名册和遗骨等的协定。另外,俄罗斯原总统叶利钦1993年10月访日时道歉说,西伯利亚扣留“是极权主义的犯罪”。然而,直到现在,仍有一万三千名死者的名册没有交付,遗骨的收集也没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