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军事审判的逻辑: 根据“事后法”进行处罚

 1945年(昭和20年)6月,为了实施对德国战犯进行制裁的国际军事审判(纽伦堡审判),美、英、法、苏在伦敦进行了协商。

 美国代表、联邦最高法官杰克逊指出:“我们希望告戒德国人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对世界和平进行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国际犯罪”,并提出了将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定为犯罪的主张。经过这样的讨论后,“破坏和平罪”产生了。

 在美、英、法、苏四国1945年8月签订的协定中,规定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中第六条就“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以及针对纳粹大屠杀(虐待屠杀犹太人)的“违反人道罪”这三种犯罪作出了定义。

 “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在德国投降后新定的罪名。如果在作出某种行为时法律上没有规定此行为属于犯罪的话,那么对该行为按照事后制定的法律(事后法)进行处罚,这本来是被禁止的。但是,这些罪名在为进行东京审判而规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也被照搬过来。

 更成问题的是“共同谋议罪”。所谓共同谋议罪是英美法特有的概念,因两个以上的人的违法意图而犯罪成立。即便是彼此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存在着参加了形成合意的事实,此罪名即适用。

 同盟国方面是要以“破坏和平罪”的共同谋议这样的罪名,给参与了满洲事变之后的日本各种军事行动的军人、政治家统一定罪。

 辩护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①侵略战争其本身并不违法,放弃战争的1928年的非战公约并没有规定战争是犯罪;②战争是国家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个人没有责任;③“破坏和平罪”是事后法,所以是不合法的。

 关于共同谋议,除松井和重光外,其他二十三名被告都被判犯有此罪。但还是令人有牵强之感。历史学家秦郁彦指出:“自从被指图谋征服世界的田中义一奏折在审判中基本上被证明是伪造文书的时候起,共同谋议论就失去了依据……。伤透了脑筋的法官们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即原则上保留此罪名,但对处以极刑的七人,除广田外,都同时追究了残暴行为的责任,以便勉强躲过非难”(《追踪昭和史之谜》文艺春秋社)。

 同盟国在东京审判中也曾试图以“违反人道罪”对被告进行处罚,但因为没有相符合的情况而放弃了。审判中反而听到了控诉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声音。

 在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提出了抗议书,指责美国使用原子弹以及对日本的城市进行东京大空袭那样的无差别轰炸违反了国际法。抗议书指出: “美国无视国际法和人道的根本原则,已在大范围内对帝国(日本)的各城市进行了无差别轰炸……使用具有残酷性的本炸弹,是对人类文化的新的罪状。”

 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辩护人追问说:“(主张战争法规中没有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原告检察官知道海牙公约第四吗?其中规定不得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1947年3月3日辩护人布莱克尼陈述记录)。

 海牙公约第四规定,禁止使用有毒气体等“可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的兵器、投射物及其他物质”,禁止对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攻击。可见东京大空袭和原子弹的使用具有违反国际法的可能性。然而,辩护方面为了证明这一点而申请的证据却因法官的“多数决定”(韦伯庭长)而被驳回,审理因此而中断。

 在1948年11月进行判决中,印度法官帕尔指出:“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原子弹是与纳粹领导人的指令(屠杀犹太人)类似的唯一的(无差别屠杀非战斗人员)事例”。然而,这一少数意见仅仅被记录在文书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