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战争: 近卫、广田的无能使战争陷入泥沼

【责任重大人物】

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首相、外相)、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杉山元(陆相)、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科长)

 推动战争走向日中全面战争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1937年(昭和12年)6月4日,第1届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一个月以后的7月7日,就发生了成为日中战争起点的卢沟桥事件。

 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而事实上,四天之后的7月11日,事变当地已经达成了停战协定,事变正朝着局部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就在同一天,近卫内阁宣布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点燃了军事对抗逐步升级的战火。

 除了派兵的决定之外,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和关闭了同国民政府开展谈判门户的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际,在陶德曼调停工作等历史的重大关头之际,都没有主动发挥政治领导力的意向。

 战争初期,他也曾经规划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但一旦遭到陆军等势力的反对,这些努力就全部半途而废。

 在最初决定从日本本土派遣三个师团(前往中国)的五大臣会议和此后的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跟近卫首相一样,以几乎沉默的姿态贯彻始终。非但如此,他还跟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一起站出来,主张中止同国民政府的和平交涉。

 在通往日中战争的过程中,广田历任外相、首相然后又是外相,长期执掌着日本外交的舵轮。2·26事件之后,他以首相的身分,作出了诸如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确定“向南方进出”原则的“国策基准”以及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等决定,留下了战争的祸根。

 “华北分离工作”,为日中走向全面战争状态开拓了道路。

 这项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人,则为这项工作而奔走。他们策划达成了“梅津-何应钦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并成功地从河北、察哈尔两省中排除了国民党机构。1935年11月,土肥原在河北省东部成立了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政府)”的傀儡自治政府。

 陆军认为“不应使支那实现统一”。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提出“分治合作论”,提倡日本同中国的各个地区分别实现直接提携。

 1936年,中国发生了西安事件,时局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向发展。抗日局势的高涨,使日中之间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日中战争爆发初期,陆军的中枢分裂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大势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力主不扩大方针,但他的部下作战科长武藤章却正面反对石原的意见,同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相呼应,力促日本积极地派兵。为“下犯上”而苦恼的石原莞尔最终被“外放”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其间日本已经动员了内地的十三个师团。

 陆军大臣杉山属于扩大派。在攻克南京之后,他抬高了媾和条件的门槛,摧毁了摸索和平的机会。而向军部首脑大力主张进攻南京并担任了前线总指挥的,是“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攻占南京之时,多次发生了虐杀和施暴于俘虏、平民的事件(南京事件)。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等人统帅下的部队,军纪尤其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