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松冈、杉山、永野、小矶: 领导层接二连三的错误判断

 日中战争期间,近卫的陪跑者就是广田弘毅。广田在陆军推进华北分离工作时期的斋藤实、冈田启介内阁中担任外相。他与外务次官重光葵等人一道提出了“停止排日、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的广田三原则等。广田外交意味着从与英美的协调外交出现转折。

 “2·26事件”后,近卫推辞了众人上奏天皇让其出任首相的推举,代替他担任首相的广田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的制度、决定了首次提议出兵东南亚的国策、缔结日德防共协定等,推行了亲军部的政策。

 松冈外交不断追求的是近卫的所谓“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缔结了三国同盟之后,松冈立即飞往莫斯科,于41年(昭和16年)4月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

 为了与美英对抗,松冈想到的联手对象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可是,两个月后,德苏进入战争状态,松冈独到的势力圈外交也瓦解了。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北进论,困扰了军部,又搅乱了近卫推进的日美和谈。

 杉山元作为发生卢沟桥事变时的陆相,向近卫要求派兵三个师团。“膺惩暴支”声明就是杉山准备的。在进驻法属南印度支那时,担任参谋总长的杉山胁迫近卫说“这种程度的进驻反而会封杀英美的策动”。在随后的对英美的战争中,杉山又确定了参谋本部的强硬主战论。

 在日美开战以前,海军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被美军舰队会横渡太平洋进攻日本的幻觉所迷惑,断言说“到了这一步,就只有战争了”。永野表示“现在我们还有胜算,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越来越难”,主张应该由日本先下手打出去,把海军引向开战。

 东条内阁再次研究“开战”国策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对付〕被认为是亲避战派的海相岛田繁太郎怎样反应。41年10月30日,岛田不顾次官泽本赖雄等人的反对,表明了“此刻,决意战争”的态度。但是,在11月1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岛田却吐露到“没有自信,没有妙案,没有外交谈判的希望。不得已而为之”。正如他所说,这的确是毫无战略的开战决定。岛田被称为“东条的副官”,一直辅佐东条体制,东条兼任参谋总长之后,他就听命就任了军令部总长。

 东条接班人的小矶国昭出身于陆军,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密切参与了满洲事变。44年7月,在塞班岛陷落后立刻就任首相的小矶得知日本处于劣势,铁和石油等国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虽然尝试着开始和平谈判,但也以失败告终。在战局更加趋于恶化的情况下,还高喊“一亿总武装”的口号,提议全体国民参拜伊势神宫,祈求必胜等,无谓地继续了战争。

 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在小矶内阁时期对开始敢死队“特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2、3届近卫内阁中,及川作为海相一直参与了日德意三国同盟、进驻法属南印度支那、表明对美开战决心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等导致日美开战的一系列进程。

 铃木内阁于45年6月确定了本土决战的方针,参与这一决策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是在日中战争开始初期提倡积极论调的陆军次官;陆相阿南惟几担任陆军次官的时代参与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则是在马里亚纳海战、台湾海面空战、莱特岛海战履战履败后下令进行大和舰敢死队“特攻”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梅津说过“无条件投降是对不起英灵”,陆相阿南也主张“一亿人玉碎,死里求生”,顽固坚持本土决战。梅津、阿南、丰田一直到最后都抵制接受波茨坦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