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昭和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战争正渐渐成为遥远的往事。通过“验证战争责任”的工作,我们不仅尽力掌握战争的真相,而且还深入地思考了这场战争,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到底错在哪里?在这次验证工作告一段落之际,为了下一代,我们也要总结其中的过失和错误。

误读国际形势

 误读国家间的力量均衡与世界的潮流,国家的未来就会面临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就置身于这样危险的边缘。最初的过失就是满洲事变。

 自1921年(大正10年)年底到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缔结了规定必须尊重中国主权等内容的九国条约和海军裁军五国条约等。关东军的侵略就是对这一国际秩序发起的挑战。

 日本陆军在满洲的举动,招来了提倡遵守国际协定、不干涉内政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方针的美国的反对。由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了所谓《史汀生原则》(32年1月),表示不承认通过军事力量改变现状的合法性。

 日本于33年(昭和8年)3月甚至发展到退出国际联盟。随后不到7个月时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也退出了国际联盟。

 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日本转向与德国结盟。日德意三国同盟受到首相平沼骐一郎所说的“复杂离奇”的欧洲形势的影响,曾一度受挫。但是,日本最终还是被德国的快速进击所迷惑。

 日本通过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40年9月)成为德国的同盟国,就意味着和轰炸了伦敦的国家结盟,这是一个致命的选择。亲德派占主流的军部根本没有理解三国同盟给日中战争带来的决定性意义:英国更加鲜明地支援蒋介石,美国也保证给予具体的支援措施,结果无意中导致日中战争走向了国际化。

 日本的军部、政府的领导人也没能理解辛亥革命之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日本普遍认为“支那并非国家”。声称“支那是土匪的社会”而把侵略合法化,主张“中国人缺乏树立近代国家的能力”的论调在日本社会大肆泛滥。

 当然,也有象犬养毅那样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家。但是,在初期就因为军部的恐怖活动而退出了舞台,使得这些意见也未能反映到对华政策中去。

 相反,本来在对华政策中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和酒井隆(支那驻军参谋长)等中国专家,也就是所谓的“陆军支那通”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尖兵”。他们作为在中国各地割据称雄的军阀的军事顾问,好似重现《三国志》那样,随心所欲地滥用权术。

 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关注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领导和急剧崛起的毛泽东等共产党的动向,也忽略了对后来掌握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的研究。

 在欧美偏重于德国,而在中国只注重军阀,可以说反复进行这种片面的情报收集和分析,造成国际理解失去了平衡。

 宣战诏书中把对美英开战称为“自存自卫(独立生存)”的战争。但是,刚一开战,战争目的就转变为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出于把世界分为东亚、美洲、欧洲、苏联等地区,日本占据其中之一的考虑。不过,这个构想完全无视了中国的存在,过于唯心性。负责战时外交的外相重光葵虽然试图采取大东亚会议等措施,但与和平相距甚远,结果是这一构想促使战争无限扩大。

 在停战工作中,又谋求一直作为假想敌的苏联担当和平调解人。日本的首脑们甚至不知道苏联在雅尔塔会谈中对日参战的密约、美国开发原子弹的成功、乃至美苏围绕战后世界政治主导权的明争暗斗。结果,日本最终只能束手面对美国投掷原子弹、和造成大批日本人被押解到西伯利亚的苏联对日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