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 毫不批判地追认战争

 帝国议会变成了追认昭和战争的机构。虽然控制官僚、制止军部的妄自行动是受国民之托的议会和政治家们的工作,但他们却忘记了这一重要责任。

 当然,象斋藤隆夫的肃军演说、反军演说和滨田国松对军部的批判、以及对打倒东条内阁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翼赞政治会议员联盟提出的反东条内阁决议等,也有一些相反的事例。 但是,虽说当时有令人畏惧的恐怖事件,但是议会由于政治斗争而默认了军部的嚣张气焰、爽快地追认军费开支、放弃了作为听取战时民意良机的大选等,犯下了诸多过错。

 1937年(昭和12年),日中战争爆发后,议会对军费几乎不加审议,就接二连三地批准了政府的提案。这种放弃审议权的行为,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变得更理所当然了。

 1938年5月,将统制权限以空白委任状方式托给政府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施行。最初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们也屈服于军部等的压力,批准该法成立。

 早在这之前的1930年(昭和5年),围绕着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在野党·政友会的犬养毅、鸠山一郎等人与联合军令部的参谋们强烈抨击滨口雄幸内阁有关裁军条约的决定是“侵犯了统帅权”。基于这一政治纠纷的批判就成了扩大“统帅权”范围的契机。

 在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问题上,贵族院议员菊池武夫等人也发表了非难演说,与军部统一步调排斥了美浓口达吉等,把天皇机关说定为“违背国体的不敬学说”。恰好在这个时期,前后发生了1932年的“5·15事件”,1936年的“2·26事件”,形成了一种“不敢言”的氛围。

 “2·26事件”中,一直压制军部增加军费要求的藏相高桥是清被杀,于是“高桥藏相死守的公债递减主义也因此被放弃”(《大藏省史》)。1936年度为10亿7800万日元的军费,到了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年度就一下子增加到三倍,达到32亿7100万。其后,1939年度为64亿7300万,1941年度的125亿,1943年度的298亿2000万,1944年度的734亿9500万,名副其实地成倍激增。议会对此全部畅通无阻地放行。

 同时,昭和初期的选举中收买、款待等腐败风气盛行。这既成了国民不信任政党的一个原因,同时,也为政府干涉选举提供了借口。1935年5月,政府颁布选举整顿委员会令,通过开展启蒙运动等加强了国家对选举的干预。

 1936年2月和1937年4月分别举行了第十九次、二十次大选。在第十九次大选中,主张“反法西斯主义”的加藤勘十以全国最高票当选。但是,自日中战争开始以后,一段时间未进行选举,各个政党在“新体制运动”、“一国一党”的浪潮中逐渐走向解体,1940年7月以后,社会大众党、政友会、民政党等相继解散。政党政治就彻底地消亡了。

 议员的任期即将于1941年(昭和16年)4月期满结束。但是,近卫内阁在1940年12月召开的定期国会上,提出了延长一年众议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任期的特别法案,并使该法案获得批准。据说近卫是惧怕国民在选举中爆发出对陷入泥潭的日中战争的不满。但是,议员们也轻易地就让这项法案通过了。这就等于否定了选举。

 近卫后任的首相东条英机凭借太平洋战争首战告捷,决定实施1942年4月期满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东条内阁引入了候选人的推荐制度,并于4月30日实施了臭名昭著的“翼赞选举”。结果,在规定的466人当中,推荐的381名候选人当选。

 虽然也有一部分议员抵制了翼赞体制,但是,议会最终未对阻止和结束战争发挥丝毫作用而告终。